序   言

潘懋元

我這幾年很少給新書作序了，年紀大了，精力有限，還要給博士生上課和寫自己的論文。所以，鄔大光教授最初提出希望我為他這本書寫序時，我本是不想寫的。但是，當他跟我說，他也有幾年沒出新書了，這是他多年潛心高等教育研究的筆耕，并半開玩笑地說，希望我的《序》能給他的書提升“影響力”。我不知道我的《序》是否有這個作用，但書中的部分文章我都是看過的，雖然并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但對認識高等教育規律是有意義的。何況他又是我第一屆博士生，我了解他，有一股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勁，所以我只好“勉為其難”，為其作序。

大光教授的新書以“什么是好大學”為題，題目選得很好。我們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傾畢生之力，就是要研究什么是好大學，如何建好大學。他的這本書從國內大學、國外大學，大學校長、大學教師，大學文化、大學建筑等多視角，體現了他自己對“什么是好大學”的思考，這些思考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有我贊同的，也有我不贊同的，但不管怎樣，這些確實是他多年所行、所見、所聞的記錄，是用他自己的腳丈量出來的感悟，體現了他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心得體會。

大光教授這些年這類文章寫得比較多，這些文章并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不是按照論點、論據、論證等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撰寫而成的，但這些文章也不是一般的散文和雜文，它們和高等教育研究都緊密相關，所以應該算作是學術隨筆。我曾問過他，為什么要寫這類文章。他說，擔任學校管理職務以后，工作比較忙，很難有整塊的時間做查閱文獻資料、數據分析等耗時費力的事，但由于身在大學，所接觸的每件事都跟高等教育有關，每天總能接觸各種新鮮的事物，因此有很多感悟。他曾經分管學校的國際交流工作多年，去過不少國外的大學，這些經歷也能啟發他各種新的思考。開始他只是想把這些記錄下來，但寫著寫著，就樂在其中了，甚至覺得這種“不正規”的學術隨筆更能自由表達所思所想，而且他認為這種學術隨筆比他的學術論文傳播得更快，更有影響力。我不贊同過分關注影響力，不能為了影響力而寫文章，但他對于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執著我是認可的。這些年他從事學校管理工作，雖然工作忙，但并沒有因此丟下高等教育研究，對于高等教育中的各種現象也始終保持著敏感性，不斷思考，并且記錄下來形成文章。他的這些思考有閃光點，有自己的見解，甚至還有一些批判精神，我覺得這主要是因為他的思考來源于實踐。我常常會提醒我的學生，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不能坐在書齋里閉門造車，一定要接觸實踐、深入實踐。應該說，大光教授在這一點上做得比較好。

對于什么是好大學，我認為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F在很多人都用大學排行榜來判斷什么是好大學，但排在前面的大學就一定是好大學嗎？研究型大學就一定是好大學嗎？我覺得不是這樣。我們國家有一些地方大學，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雖然默默無聞，但它們為國家、尤其是地方發展培養了大量人才，支持了當地的社會經濟建設，我覺得它們就是好大學。所以，“好”是一個相對標準，不能把“好”理解為精英，理解為頂尖，“好”應該是“各有其好”。大光教授的這本書在這方面體現得還不夠，希望他繼續挖掘！

大光教授雖然是我的學生，而且從1997年開始他就在廈門大學工作，但是他從什么時候開始對大學歷史與文化現象感興趣，原因是什么，我已經記不清了，也沒有問過他。我知道他近些年在做中國大學的遷徙研究，他也總會找我訪談一些大學舊事，有些事如果不是他問，真的已經淡忘了。有時候我還得替他查一些資料，才能完成他的訪談。但是很遺憾，這些訪談內容并沒有體現在這本書里，我問他為啥？他說放在了另一本待出版的書里，看來他在大學歷史與文化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多的計劃和打算。

大光教授這些年的學術興趣很廣泛，對他來說好像沒有什么“學科邊界”，他是以大學、以高等教育為中心，不斷向外拓展，什么現象和事物都能和高等教育研究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大學和建筑、大學和斯文等等，這些初看到題目很難想象其內容的文章，他也能娓娓道來，洋洋萬言。他的學術興趣也轉換得很快，一會是清考、一會是在線教學。一會是成績單、一會又是大學遷徙。他有時會把他的論文打印出來拿給我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現在已經很難跟上他的思路了。從大的方面看，這應該是好的現象，說明他還有學術熱情和充沛精力，但我也希望在他從管理崗位退下來之后，慢慢地深深地沉下來，對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和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中國高等教育理論方面貢獻力量，中國需要新時代的高等教育學。所以，我希望他能盡快寫出一本新的《高等教育學》，屆時我會繼續為他的《高等教育學》作序。

是為序。

                                                       2022年4月6日

自   序

鄔大光

該書是我多年來關于大學的體驗與感悟，都是于某時某地的有感而發，大部分文字并非深思熟慮、精雕細琢的結果，而是看到什么就隨時記了下來，想到什么就隨便寫了出來，而這種隨意或有些肆意了。機緣巧合，變成一本書，這不是我的初衷卻也有幸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如果要為這本書找一個主題，我想這是一本關于大學理念的書，之所以沒有用大學理念這個題目，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覺得大學理想這幾個字太高高在上了。初入高等教育領域，就開始讀紐曼的大學理念，也寫過一些關于大學理念的學術論作。到了這個年紀，突然就不想再一本正經的談大學的理想了，更想從自身的親歷與體驗出發，用最為日常的話語，和大家說一說我所遇到或感受到的“好”大學。

以“好”來形容大學，是自己對大學最直觀的感受，最樸實的向往。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謀生”的學者而言，“好”也是我們情感深處對一件事物最高的禮贊，無需華麗的詞藻，卻蘊藏著所有的憧憬、想象和美好，以至于任何積極的、正向的評價，都可以用一個“好”字來表達，像極了端起酒杯，所說的“都在酒中”，無論多少話，都在一個“好”里。從深層意義來講，“好”孕育著一種個體生命的原始沖動，既率性且正直地面對內心，又勇敢而無妄地接納外界。而“好”大學也恰有此種功用，不僅能解答個體成長經歷中的“理念與現實”之惑，而且能覺察社會轉型進程中的“傳統與現代”之變。此外，“好”大學是一種包括個體與群體、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歷史與未來等內容在內的對話與想象，進而釋放了個體的生命沖動，解構著時代的轉型變革，詮釋著理想的價值標準，這也為時下重新理解與審視大學的未來與發展提供了一個新契機。換句話說，“好”大學不應該是遙遠的，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不應該是少數人的。相反，“好”大學應該是接地氣的，是讓人親近的，是民眾的。尤其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的今天，大學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人們了解大學、走近大學的需求更加迫切，更無法回避甚至躲避何為“好”大學以及為何“好”大學之問。

關于“好”大學的界定，歸根結底是一個“比較”的過程。其中，既有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國際借鑒之分，又有探尋“中華民族”高等教育發展的和解之道，更有個人穿越與見證高等教育歷史的心靈苦旅。進一步講，國際宏觀視野為“好”大學賦予了一雙慧眼，使其洞察“好”大學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基因與動力；民族歷史張力為“好”大學鍛造了一副骨肉，使其堅強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民族之林，昭示民族的血淚與榮光；而個體心靈歸屬則為“好”大學提供了一顆心臟，致力于為高等教育事業奉獻一生，念茲在茲地孤勇前行。正是基于不同維度層面的“比較”，“好”大學方能在空間結構、歷史定位和個體情感中獲得進一步豐富與發展，從而充實與彰顯自身，以此闡發“好”大學之問。

“好”大學是有形與無形、有聲與無聲、有言與無言的相互交融。剝開“好”大學物質資源的豐盈一面，在其精神層面上或許有種無形的“朦朧美”，如浸潤歷史之中顯得有些“貴族氣兒”，于歲月長河中增添些“繼承味”。然而，“好”大學唯有物質與精神層面的充分有機結合，才能使其既觀照現實為社會發展指引方向，又能保持一縷“朦朧”無聲言說著大學本該所具備的精氣神。誠然，“好”大學斷不是政府、學者、教師、學生等不同群體的孤芳自賞，更不是政府、社會、高校等不同評價標準的單一化和標簽化。相反，“好”的大學是接地氣且有溫度的：一是多為師生著想，關懷師生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基于行政的便捷；二是多與群眾交流，將高深知識以通俗易俗的方式存其心間；三是多與良知對話，使大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大學，更要成為堅守社會良知的大學……

對“好”大學的追問同樣可被視為一種現實窘境與內心浪漫的激烈碰撞與交鋒。大學之所以“好”的實質，在于個體內心感受到的充實與滿足，會有種被強烈填滿的富足感。宛如厚重的大學之鐘以悠然的鐘聲來警醒自己該何時及如何填滿時間的沙漏。由此，“好”大學在為追尋心靈凈土與獲得內心滿足兩個方面提供了一片詩意的棲居地，在此過程中既有苦澀，卻也欣喜。相應的，“好”大學在個體心理層面也表現為一種文化的無聲與無言，既用文學詞匯來抒發獨特情感，也用教育感召來提升整體心境?？偠灾?，“好”大學能如同漂泊的浮萍般讓人生苦旅的自己扎下根來，使其肆意生長。

仔細想來，對什么是“好”大學的關注，起始于自己學術生涯中帶的第一位博士生趙婷婷。我是趙婷婷博士論文的指導教師，但她是我的“編外弟子”。當初，她考入廈門大學高教所，是潘懋元老師的學生。在她作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又回到廈門大學工作。不知是為了照顧我初來廈門大學，工作過于輕松的緣故，還是覺得我對此領域有興趣，潘老師叫我協助他指導趙婷婷。其時，我還沒有評上博士生導師，就“趕鴨子上架了”。正是由于這種機緣，我遂以一種學理的視角開始進入到大學理念與理想的研究之中，用看似高高在上、少數人的“洋”語言來抒發與解答內心的困頓?？梢哉f，彼時“洋”語言的“大學理想與理念”是對此時“好”大學的一種啟蒙，力圖擺脫“洋”語言的話語鉗制，用接地氣，大眾的“土”語言來記敘、解讀和體味大學的“好”之精妙。換言之，高等教育研究既有陽春白雪的典范，也應該允許類似于斯這般下里巴人的存在。

為什么不同地區的大學呈現不同的迷人景象？為什么有的大學古老神秘又永葆青春？為什么大學組織、大學精神和大學文化超越時空？為什么“好”大學如此鮮明卻又如此鮮有之？為什么教育大家總令人感動？這些本是亦莊亦諧的話題，往深了說是嚴肅的高等教育研究論域，往淺了說是普羅大眾對高等教育的“想象”。我曾對上述的話題進行了天馬行空地思索，在游記之余，談笑之間，率性地寫下幾篇小文。寫完了，有的找到“婆家”了，有的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推出，便也棄之一旁，不再拂掃。

幾年前，商務印書館的好友謝仲禮編審與我說，希望能出版一本我的個人作品集。交談之余，謝編審對我近些年來陸續寫下的“學術散文”極為感興趣，大手一揮，當場拍板決定付梓。這倒出乎我的意料，不曾想過這些“意氣文章”竟也能拾珠成綴，集結成本?？上肴松３Ｊ菬o意為之而“大有可為”。這些年憑借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長期浸淫，為中國高等教育做了一些“接地氣”的比喻：“鴿籠”“車轍”“火炕屋”。這本是我的戲言卻無意將所謂的“大學理想”“大學文化”用大眾更能接受的方式描摹出來了。這或許潛在折射出我國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之實，而高等教育研究自然也需要一種“土”語言的當代警醒，試圖為中國大學的理想和理念提供“鄉土”氣息、講述“田園”故事和激發“本土”想象。

與時下年輕人喜歡用“vlog”記錄生活一樣，這些大學游記或隨筆原本只是我記錄生活的“朋友圈”，寫得多了也就成了“文章”，現在匯成書稿只是為了讓“朋友圈”之外的更多人所見，讓更多人參與到大學的討論之中，對大學的認識不再只是停留在排行榜上，撕下貼在外面“211”、“985”、“雙一流”的標簽，看看大學里面的故事。

本書以《什么是好大學》為名，以一位教師和管理者的身份和視角，從個人經驗出發，記錄了筆者在旅行、生活中對于“好大學”的感知感想。確切來說，本書是一本關于大學理想的隨筆集，收錄了20余篇文章，收錄的不是嚴謹的學術文章，而是關于大學的觀察和漫談。具體從內容上看，第一部分開篇談好大學，偏個人經歷的理論綜合；第二部分溯追歷史，拂去歷史的浮塵再憶民國時期的梅貽琦、林文慶以及當代的吳慶星三位大學校長，刻畫了三位個性鮮明的中國大學好校長形象，偏事實描述與人物評價；第三部分追憶往事，打開記憶的閘門回想我敬愛的潘懋元、李放兩位導師，描繪了我心目中的好老師模樣，偏個人經歷；第四部分游歷國外再“讀”世界一流大學，包括劍橋、芝加哥、伯克利、哈佛、密歇根等大學，感受與概括它們之為一流大學的內涵與品質，偏個人體驗與思考；最后隨意聯想部分，看似隨意而集中在大學的歷史印記與文化符號層面，偏個人想象。將各部分內容貫連在一起，是想表明好大學需要好校長、也要有好老師，還要有好的歷史傳承與文化底蘊。

需要注意的是，書中對大學的相關描述與觀點，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或許讀者有別的體會和看法，這就是仁者見仁的事了。我的原則是：講自己的感受，供大家參考。雖然現在有很多量化評估與排名可以明確地告訴我們誰是好大學，但我想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會有一所好大學，而我所看重和強調的是大學的精神與文化，它體現或滲透在大學的方方面面包括置身其中的人與物。希望這些經歷、見聞和感想，能吸引更多人的關注，能跳出現有的大學評價體系讓人們看到另一個視角的大學，讓大學更加直觀、可感。

如果從自己寫第一篇什么是好大學的文章開始算起，至今已近20年。這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時代，大學已不再是束之高閣的“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成為了一項必須履行的義務，甚至成為了家庭和個人茶余飯后離不開的話題，無論是“讀大學”還是“聊大學”的門檻都不應是高高在上的。相應的，“研究”大學也不只是高等教育學者的特權，而是更加需要民眾的廣泛參與?！把芯俊闭Z言也不只是陽春白雪的，而是要讓民眾聽懂，平易近人。因此，大學在保留其貴族底蘊的同時，也應該具備一種平民化、大眾化的風格。二是有關大學理想和理念的研究如“雨后春筍”般增多起來，給人一種“忽如一夜春風來”的感覺，而這有賴于中國社會轉型發展所處的巨大變革與調整期，迫切需要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思想與實踐的路線圖和地形圖。另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自己的年齡上，也體現在對什么是好大學變化的認識中。幾十年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浸淫，使自己對大學理想的理解也隨之得到了升華，尤其是在廈大工作二十余年，有機會在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前沿陣地，近距離感悟大學的理想與理念之“真諦”。盡管自己已從一個中青年學者過了花甲之年，但當統完書稿之時，愈發認識到自己對大學的認識還是很膚淺，在這部文集中，面對社會的沖擊，對大學理想和理念的重新構建，顯得有些信心不足，字里行間折射著暗暗的色彩，甚至有著某種懷舊情結。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懷舊情結卻也構成了我思考大學理想和理念乃至“什么是好大學”的邏輯起點?？v覽東西方有關大學的描述，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早期每一本闡述大學的論著都喜歡用“理想”或“理念”。例如，從1852年英國紅衣主教亨利·紐曼出版世界上第一部《大學的理想》以來，在浩瀚的西方高等教育著作中，選擇這一題目的著作較為常見。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學人，在進入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之初，也都會把大學理想或理念作為寫作的題目。盡管相對來說，我國高等教育在此方面的研究長期是一個“盲點”。但值得強調的是，不論是西方抑或是東方，對大學理念或理想的闡發往往都處于社會轉型或大學變革的關鍵時期。無論是社會還是大學，都面臨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和大學理想與理念的危機。

紐曼的《大學的理想》寫于19世紀中葉，當時英國社會正經受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激烈震蕩，社會思想和文化也處于轉型時期的迷茫狀態，在大學里，科學主義和功利主義開始盛行，這些思想催生出的新大學以及迅速蔓延的新大學運動，猛烈地沖擊著以牛津、劍橋為代表的經典大學理想和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的大學理想和理念受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紐曼鮮明地舉起傳統大學理想和理念的旗幟，為傳統大學辯護，痛陳新大學的“危害”。從表面上看，紐曼的《大學的理想》反映的是英國新大學運動與傳統大學的矛盾，實際上卻反映的是英國工業革命后傳統和現代的矛盾，以及這其間深藏的文化和理想的危機。弗萊克斯納的《現代大學論》也是如此。它批判性地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一些大學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現代大學的理想和理念，但他在批判傳統大學的同時，依然透露出對傳統大學的深深眷戀，并力圖把這些傳統融入現代大學制度當中。弗萊克斯納內心的矛盾實際上根源于近代大學制度與現代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死恕た茽柕摹洞髮W的功用》也是一本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專著，這本書在20世紀60年代出版，這一時期正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最為復雜和多變的階段。有人稱其為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有人預言高等教育的“危機”正在悄悄到來，“象牙塔”作為經典大學的代名詞第一次受到人們的質疑。而喧囂紛繁的外部社會，對大學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要求，這些要求的無序和雜亂，使大學的發展陷入困惑之中，大學面臨著“十字路口”?？茽栐跁刑岢隽硕嘣扌痛髮W觀，這是他為現代大學提出的發展構想，但實際上，這一觀念更是現代大學所面臨的復雜處境的真實寫照。

這一有趣的現象在我國也可以得到驗證。之所以我國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的研究，在過去幾年會給人一種“忽如一夜春風來”的感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高等教育處于快速發展之中，大學處于急劇變革之中。伴隨著社會轉型，大學理想和理念的缺失開始凸顯，大學開始處于迷茫的狀態，大學的發展似乎失去了方向，傳統的價值觀受到質疑，新的理念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大學陷入了改革困境，無法尋找到解決自身問題的突破口。于是，自然產生了對大學理念和理想的訴求，希冀撥開大學實踐紛繁復雜的“迷霧”，尋找到大學的真諦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每一次的社會轉型，每一次的大學危機，都在表達著對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呼喚。因此，每一本有關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專著在此時出版，無一例外地都扮演著一種“仲裁者”和“引領者”的角色。

這個現象促使我思考大學理想和理念的作用。多年來，我們在進行高等教育研究的時候，更多的是關注制度和實踐層面的研究，對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鑒，更多地是停留在了他們的做法層面上。這就產生了一種無奈的現象，即原本在西方實行得很好的大學制度，到了中國，也會漸漸失去它的作用和優勢。我把這種現象理解為對西方大學借鑒上的“理念缺失”。我們僅僅借鑒了制度形式，但遠遠沒有理解和借鑒好支撐這些制度形式背后的理念。實際上，在任何一種大學制度的背后，都有大學理念作支撐，現代大學制度其實是觀念形態指導下的制度。這種借鑒上的“理念缺失”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下，是難以為我們所察覺的。

我們還可以發現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二個有趣的現象，即西方研究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學者，大都是大學校長出身，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學校長出身。例如，德里克·博克曾是哈佛大學校長，赫欽斯曾是芝加哥大學校長，克拉克·科爾先是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后來擔任加州大學總校校長。而我國研究大學理念的學者，多是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幾乎沒有從事大學校長的經歷。而且，西方有關大學理念和理想的論著，很多是由作者多年的演講稿集結而成，不太“論理”，卻更像是“宣言”或者是“布道”，所力圖展現的是自己的大學理想和理念。而我國有關大學理想和理念的著作，更多的是學者的“研究結果”，看似很重視學理的分析，實際上沒有抓住大學的“魂”。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我們所能提出的詰問就是，誰應該提出大學理念？大學理念對誰會更有意義?

在西方，大學校長往往是大學理想和理念的提出者，他們是帶著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去治理大學的，一旦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在大學難以實施，他們往往會放棄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放棄自己的理想和理念。這就為大學理想和理念的實踐鋪平了道路，觀念形態的大學理念最終變成了可操作的大學制度。為什么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除了有雄厚的財力支持之外，與大學校長的理念直接相關，一流大學的背后是以先進的大學理想和理念為支撐的。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大學理念，也就具有了生命的活力。而我國以中青年學者為主的大學理念的學者，僅從學理的角度研究大學理念，既有“紙上得來終覺淺”的痕跡，又有“坐而論道”的嫌疑。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也可能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種“悲劇”，那就是應該提出大學理念的人提不出大學理念，或者不敢提出自己的大學理念；而那些提出大學理念的人，又不能把大學理念付諸實踐。確切來說，正是這樣一種理念與實踐層面上的身份“錯位”使得中國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勇氣，大學理念只是成為了中青年學者的“文字游戲”，或者是大學理念的“烏托邦”。如果《什么是好大學》一書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近距離看大學的平臺，再由他們去付諸實踐，自己也就欣慰了。

我們還可以發現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三個有趣的現象，即我們可以從作者書名的命名方式上，對他們所持的大學理想和理念作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凡是以“大學的理想”直接命名的作者，他們所捍衛的基本上是經典的大學理念，崇尚的是絕對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與此相反，那些避開以“大學的理想”直接命題的著作，所表達的則充滿了對經典大學理念的不滿和批判。最為典型的就是克拉克·科爾的《大學的功用》了。而趙婷婷的《大學何為——理想與現實間的沖突及協調》則采取了一種較為折衷的方法，即以“大學何為——大學理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沖突”命題，試圖在經典的大學理念與構建新的大學理念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實際上，讓一個學者在學理上放棄對經典大學理念的維護，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也可以理解一個青年學者對大學理想和理念的解讀發生變化時內心經歷的磨礪。那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每一位敢于以“大學的理想”為題，闡釋自己見解的學者，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特定時期大學理想的“衛道者”，都彰顯著自己對大學理想的訴求。但是，今日之大學與昔日的大學相比，在各個層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去只有少數社會精英才是大學理想的詮釋者，今天的大學幾乎走進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每個人在成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同時，也都成為了大學理想的詮釋者。因此，大學理想的界說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作為現實中的大學，面臨著大學理念的選擇；而作為大學理念的詮釋者，也會面臨著內心沖突。畢竟經典的大學理念所散發出的魅力是無法抗拒的，學者總是傾向于認為這是大學理念的核心，不太情愿看到它的變化，更不情愿承認多元化的趨勢。

我們還可以發現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第四個有趣的現象，即對大學理想究竟是什么，很難有一個明確答案。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不同國度有不同的文化傳統，自己的這部書稿也無法給讀者一個答案。其實，關于大學的理想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歷史告訴我們也不需要一個標準答案。因為大學理想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種裝飾，而是凝聚在大學學術生活中的一種文化，是浸淫在大學和學者個體身上的一種精神。例如，《陳寅恪的最后20年》、《西南聯大》、《劍橋語絲》都不是專寫大學理想的書，但我是把這些書當作闡述大學理想的經典來讀的。它們像百年老酒一樣，散發著大學理想的醇香。在這些學者筆下，大學理想不是刻板的說教，也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大學的精神和品格。因此大學理想不僅僅需要論理，更需要體悟和感受；對大學理想的體悟，是每一個學者的責任，也只有在這一體悟過程中，才能形成大學的精神與品位。

關于大學理想和理念研究的種種有趣現象，不勝枚舉。例如，昔日對大學理想表示出極大關注的主要是在“象牙塔”內經過長期熏陶的學者個體，它彰顯的是學者個體對大學價值的判斷和人為預設，在某種形式上更像是一種對大學精神的“布道”。今天對大學理想的關注則是在個體的基礎上，轉向了學者群體、國際組織乃至經濟組織。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首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上發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就是以國際組織的名義發出的對大學理想的呼喚?！缎浴吩谖鞣絿宜a生的震撼力有多大，我不是很清楚，但在我國所產生的反響是巨大的，至少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中，對過去較少言及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大學理想、大學批判等概念有了初步認識。在我看來，《宣言》在我國起到了一種啟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這一代學人都是最早的受益者。

作為一個國際性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宣言》的形式，發表指導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并大談特談大學理想和理念，超出了我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使命的認識。是否在全球范圍內都出現了大學理想的缺失？是否要重新解讀大學理想？為何《宣言》會以世界高等教育陷入“危機”來闡釋大學理想？為什么在《宣言》中隱含著很多警醒的意味？如果失去大學理想，大學的作用能發揮到何種程度？

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宣言》、重新提倡大學理想和理念這一做法，我們似乎還能夠接受，如果當我們發現國際上的一些企業組織也開始關注大學理想和理念，關注大學改革時，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我曾經產生的第一感受就是“杞人憂天”。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由IBM公司牽頭，已經召開了三次“美國高等教育峰會”，并發表研究報告，矛頭直指美國大學的觀念守舊和制度僵化。IBM公司對美國大學“指手劃腳”，縱論大學理想和理念，暫且不論其動機，就其產生的實際效果看，美國的學者、大學和政府已從最初的“嗤之以鼻”，不屑一顧，遠離“美國高等教育峰會”，到轉而開始尋求與IBM公司合作，共同探討未來大學的發展。對此種現象，我們能夠給出的答案恐怕就是，大學理想和理念已經沖出了個體的樊籬，沖出了教育機構的樊籬，滲透到全球的大學乃至非教育組織中，人們都在尋求大學理想和理念的話語權利。

有趣的是，同樣身臨大學其境，有的在捍衛離我們相對較遠的大學理想，有的在抨擊被捍衛的大學理想；即使是在同一種語境下，有的認為遠離經典大學理想是危機，有的認為遠離社會需求是危機。大學在帶給人們理想的同時，又帶來了諸多困惑。人們習慣于認為大學理想與社會現實是一對永恒的矛盾，西方學者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稱之為“鐘擺現象”。但我把大學理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稱之為“兩難現象”，即我們對大學理想的選擇和詮釋，與社會的要求之間總有一種“無形的距離”。西方早期關于大學理想的研究，是避開社會現實的，“象牙塔”成了大學理想的代名詞，大學理想是一步一步向構建“象牙塔”邁進的。相反，西方后期的相關研究則走了一條相反的路徑，即從解構“象牙塔”開始的。實際上，重建大學理想，社會現實是無法回避的，也不應該回避，搭起大學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橋梁，是今天試圖構建大學理想的學者的責任。

我認為，談大學理想，不談大學批判精神是無法深入其實質的。在西方學者對大學理想的著述中，對大學批判精神都給予了極大關注。但由于價值觀和話語體系的差異，我國學者在論及大學理想時，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繞開了這一話題。在這種躲避當中，既有“無知”的因素，也有“故意為之”。避開的不僅僅是敏感，也避開了風險；無論是“故意為之”，還是“無知”在起作用，都遠離了真理，更遠離了大學理想的真諦。這部文集也難免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此外，本書雖已盡力用樸素的、平實的語言來講述“好大學”的模樣，但在字里行間總是流露出一絲絲“貴族氣息”，而這“貴族氣息”也正是因為少了一份來自學生對于“好大學”的最直觀感受，從而無法真正做到“接地氣”。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的確，學生、教師與管理者站在各自的立場和切身利益上，對于“好大學”的看法各不相同，“好大學”作為一種價值判斷也沒有絕對的標準可言，因此也才有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我想，何為“好”大學以及為何“好”大學仍是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論域值得關注的命題?！昂谩贝髮W猶如一把楔子，可以撬動個體原始沖動，追尋內心教育赤忱，激發學者使命擔當，進而為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添薪助力。于我而言，《什么是好大學》與其說是一部關于大學理想的隨筆集，不如說是一部因懷舊情結而不經意間記錄的散文集。它跳脫了故作姿態的道德“說教”，用真摯、真誠、真切的文字留下關于“好”大學的心靈叩問與思想啟迪，于靜默中見真章，于文化中見真諦，于精神中見真格?！昂谩贝髮W總歸是一種個體性的認知與感悟，但因人類具有的同理心與共情力，使得“好”大學成為了人們的普遍精神追求?！昂谩贝髮W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但卻可以有五彩繽紛的回答。我不愿說以饗讀者之類的話，而是更愿意以此書來誘發讀者有關何為與為何“好”大學的思考，而你的內心沖動與渴望恰是本書出版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2022年4月5日